曹操历史形象的演变：《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真的吗？（中）
接上文
曹操形象从历史上的英雄演变为奸贼，受到封建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对于曹操的态度，在封建时代的不同阶层有极大的差异。上层统治者对曹操的态度，在晋以后是随着汉民族统治地位的变化而不断更迭交替的。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而魏是“受禅”于汉而成为正统的，所以“帝魏寇蜀”；东晋“偏安江左”，其形势类似蜀汉，因而“尊刘贬曹”；唐王朝以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称曹操是“哲人”；北宋仍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曾下令重修亳州祭祀曹操的庙宇，并让着名学者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曹操“建修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但到了南宋，“尊刘抑曹”之风复炽，南宋诗人王十朋在《谒昭烈庙》一文中竟公然宣称：“我虽有酒；不祀曹魏”，陆游则写出了“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千古名句。总之，历代统治者对曹操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也都作了不少文章，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增强，对曹操的否定是愈来愈加重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它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带有宗法性质的君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秦汉以降，随着皇权政治的不断强化，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体系，到西汉董仲舒出现，则使这种统治神学化。他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君权神授”，因此，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主张“屈民而伸君”，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之道，是“《春秋》大义”。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还建立起“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神权、君权、父权三者合一，而“君为臣纲”赫然立于“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之首，这就把“君”摆到了神一样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伦理观念也成了中国文化观念的核心。
至宋代，二程、朱熹又使君主主义理学化，他们强调“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理之本也”，“君尊于上，臣卑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君主在明代更在实践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收天下之权归于一人，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和沿袭七百余年的三省制，将相权并入君权；撤销行省，设立分别直接受制于朝廷的“三司”，将君权扩张到了极点，真正达到“朕即国家”的程度。
与此相适应，朱元璋还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千古之礼，对大臣实行“庭杖”之责罚，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这时，“君尊臣卑”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心理。封建君主的特点是强调臣对君无条件地服从，即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臣不死则为不忠”，而“忠”与“奸”的观念也成为封建时代衡量一个臣子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的最高标准。按这一标准要求，曹操无疑是应否定的对象，他对献帝的挟持，实际上是对整个封建权威，所有封建皇帝的亵渎和威胁，是大逆不道，这是封建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
在众多评论曹操的言论中，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很值得注意。做为一代开国之君，他对曹操可谓是英雄惜英雄，在他亲自撰写的《祭魏太祖文》中写道：“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对曹操非同寻常的政治才干和杰出的军事才能都十分称赏。
但他也敏锐地指出：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秉钧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因此，他从维护大唐江山长治久安的统治利益出发，以古鉴今，训诫臣下，特别是元老重臣不要去学曹操“有无君之迹”，永远效忠于唐王朝。无独有偶，北宋司马光对曹操也有类似的看法，尽管他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以曹魏为正统，甚至为了替曹氏政权辩解，说它“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汉室也”，但他也看出曹操“蓄无君之心久矣”，因而在《资治通鉴》中也建议北宋皇帝，要对臣下进行“教化”，不要去学曹操。这种对待曹操有誉有毁但归之于毁的态度，在封建统治者中是颇有代表性的，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有滚到地下的危险。”这道出了封建统治者心中的秘密，也揭示了否定曹操的真实原因。
列宁曾在《关于民族问题批评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民间文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更重道德而轻功利，具体到对待曹操这一人物的评价上说，民间文化对曹操始终是否定的。
唐代诗人李贺在《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中这样写道：“邺城中，暮尘起。将黑丸，斫文吏。棘为鞭，虎为马。团团走，邺城下。切玉剑，射日弓。献何人：奉相公”。从民谣可以看出下层群众是不赞成曹操的。北宋穆修在《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一文中也载明：宋真宗修庙后，曹操庙香火仍然不旺，地方官再度提倡，本地人为了讨好上司，“惭且喜曰：亳民阇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识攸报”，因而捐资助修。这正说明统治者尊敬曹操，并非百姓的自愿。苏轼《东坡志林》中则有这样一段记载：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这真实地说明了下层群众对曹操的态度，也反映了民间拥刘反曹的普遍性。
西晋文学家陆机曾在《辩亡论》中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这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人民痛恨曹操的根本原因。在民间，曹操之所以遭到反对，并不在于他姓曹、非汉室宗亲，而主要在于他的奸诈无道、暴虐害民、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品德和恶行，因而在三国故事广泛流传后，人们就不断地以自己的善恶评判和憎恶感情不受客观事实限制地移植，使本来具有多侧面特性的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变成了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丑和恶的化身，成为彻底被否定、被鞭挞的形象。
在民间，至迟在北宋中叶曹操这个艺术典型便大体上定了反面形象的基调，在此后的诗文、院本、话本、杂剧创作中，曹操奸臣的形象更趋清晰完整。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宋元以来民间“尊刘抑曹”之风在文艺创作中的集中体现，典型地表现出了宋元时期市民阶层普遍的审美意识和情趣，而曹操作为奸臣的角色也基本定型了。
罗贯中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在这种群体意识氛围中塑造曹操形象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启发和感染，这决定了《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基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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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它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带有宗法性质的君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秦汉以降，随着皇权政治的不断强化，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体系，到西汉董仲舒出现，则使这种统治神学化。他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君权神授”，因此，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主张“屈民而伸君”，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之道，是“《春秋》大义”。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还建立起“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神权、君权、父权三者合一，而“君为臣纲”赫然立于“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之首，这就把“君”摆到了神一样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伦理观念也成了中国文化观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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